對美國模式來說，並不是一切都不如人意。巴拉克·奧巴馬在二○○八年十一月的當選使美國軟實力强勁反彈，對美式理念的信心也得到了復蘇，從時代廣場到巴黎，再到肯尼亞的街頭游行證實了這一點。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注意到，早在最終選舉結果公布前，巴拉克·奧巴馬的故事和人格就已開始改變並緩和世界對美國的看法，「更多從平等而較少從關塔納摩式醜聞的視角」重新界定了美國模式。這些認知為人們帶來了希望，即像五○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在歐洲形象的馬歇爾計劃以及六○年代早期肯尼迪在總統任期內采取的措施一樣，美國的政治資本和道德活力會得到復興。

然而，《重建美國招牌》（Rebuilding Brand America）一書的作者迪克·馬丁（Dick Martin）爭辯道，復興美國在世界的地位所要做的工作遠不只消除布什政府的錯誤政策，也遠不只選擇一位受歡迎的總統。復興美國是「一代人的使命」。

奧巴馬總統傳遞了一種即刻改變美國認同的觀念。但是還有迫使全球秩序發生變化的更强大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是難以撼動的。

在法國外長貝爾納·庫什內（Bernard Kushner）看來，如果美式領導術的神奇魅力已經褪色，下面這個觀察就有了明確的物質基礎：「你需要現代的鐵路系統嗎？找法國或者日本幫忙吧。需要新機場嗎？一半的亞洲城市在等著呢。」《時代》雜志作家邁克·艾立諾用同樣的基調哀嘆道，如果你是一位一九四五年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你自然而然就是全球領導者。這樣做沒有難度。一九四五年後美國的領導權是建立在世界其他國家飽受戰爭創傷的現實之上的。德國和日本幾近毀滅，英國國力衰竭，法國戰中蒙羞，俄羅斯消耗甚大。在中國，戰爭還會再延續四年。在工業民主國家中，只有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本土免於戰火。

一九四五年，美國經濟總量幾乎佔到了世界的一半，這是此前從未達到的高度。

如果中國和印度能避免爆發嚴重的軍事衝突或陷入灾難性的國內危機，他們就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潜在的市場規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高技能與低薪水的獨特結合以及政府提供的投資誘因形成了誘人的環境，從而將發達國家的投資吸引過去。

製造業中心從美國的外移也引發了研發重心的連鎖反應，後者自然而然地轉向了新的創新和生産中心。比如，蘋果iPhone的內部構造就像一幅變動中的現代科技産業版圖。

蘋果是一家土生土長的美國公司，但也是國際舞臺的一個縮影，這個耀眼的美國品牌背後隱藏著一個不同的現實，沒有一個物理元件是美國産的，幾乎所有都産自亞洲——日本的屏幕、韓國的快閃記憶體、中國的組裝。一篇科技報導曾指出，「蘋果iPhone 是這樣，更大範圍的科技産業也是如此」。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專家曾在二○○八年宣稱，美國、日本等傳統科技發展强國在很多領域正被新的亞洲經濟體超過。雖然西方仍控制著最大的一批科技公司的技術，但亞洲公司在創新和生産技術方面正挑戰前者的領導地位。在一份引人注目的統計資料中，我們發現美國和歐洲的研發經費在二○○一至二○○六年增長了一到兩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的增幅是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九六年以來，美國用於電腦和辦公設施的總體研發開支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中國則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七。

網絡「國籍」的變遷講述了另一則非西方世界趕超西方世界的故事。由網絡研究機構TeleGeography 發表的題為《非美國化的網絡》的報告對此進行了評估。蘇聯解體的那一年，亞洲百分之九十一、非洲百分之七十的國際網絡容量源自美國。十七年後的二○○八年，經由美國流向亞洲國家的網絡容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四。此外，根據凱利·蒂爾（Kelly Teal）的報告，非洲國家與美國相連的寬頻數量平均降低了六個百分點，歐洲反而成為了「主要的網絡中心」。

無獨有偶，美國在二○○八年失掉了世界頭號網民大國的地位，被中國以三億之眾首次超越。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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