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這種政治上的混合效果的溫床就是網際網絡。在影響到今日中國的許多現象裡面，最強大的改變力量就是網絡，它繼續在對中國老百姓的價值觀，規範以及對未來的期望產生更大的影響，當然，相對於其他方面，它也大大的影響了正在改變中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當不斷前進的社會和過時的規則之間的差距，被「博客圈」（博客）裡面的「網民」群起圍攻時，黨的決策者面臨到了龐大的新壓力。

除了喧騰熱鬧的工作生活之外，中國還存在著另外一個世界，裡面住著將近三億的網絡用戶（是前一年的兩倍）。據北京的網絡監控所統計的資料，中國網民是社會上最活躍的成員，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在三十五歲以下。

和其他國家一樣，他們的交流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覆蓋了幾乎所有可能的主題：從YouTube上到微博，從娛樂和農村腐敗到上海住房價格，辦公室文化以及色情作品信息擴散方面的對抗在中國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新鮮的是「網絡憤青「（具有部分異議人士特質的群體）的持續存在，他們想要戳破中共官方編織出來的那個關於中國的美麗神話，並在經濟增長緩慢時，激烈地批判高失業率，高房價，衛生建設不足，政府不重視教育等現象。

即便如此，這類憤怒的發洩現象也沒有削弱共產黨的權威。然而，在一個總體的層次上，網絡已經毫無疑問的成為中國公民對官方表達不滿的地方，甚至可能可以左右官方的政策。

二○○九年的鄧玉嬌案就展現了網絡的驚人力量。鄧玉嬌是湖北省一家歌舞廳的女服務員。當地這類歌舞廳常在後台的桑拿房裡提供「特別服務」。事發當天，當地的官員黃德智衝進浴室中，並脅迫鄧陪他共同沐浴，鄧拒絕並逃到另一個房間裡，隨後黃夥同另外兩位共謀將鄧推倒到沙發上，此時，鄧從隨身攜帶的皮包內掏出一把水果刀刺了黃好幾刀，黃隨後傷重不治。鄧在被逮捕與偵訊後，被送往了精神病院病房。（譯注：作者在細節上的描述與事實略有出入，當時被刺身亡者不是黃德智，而是他的同夥鄧貴大）

但接下來，鄧玉嬌的命運被一位名叫吳淦的博客所改變。吳發現了她的冤情，並在他的博客上報導這一故事而幾乎發動了一場「網絡風暴」。網上的討論從地方的新聞報導上，蔓延到全國，致使湖北省法院最終予以不起訴鄧的意外判決，並以她出於自衛的原因釋放了她。

很多例子都依循了這樣一個公式：廣東有一個官員猥褻了一名幼女，並誇口沒有觸犯法律;南京的一個官員被發現戴了一塊價值一萬四千五百美元的手表，明顯的超出他的薪水;監獄官員在毆打一名囚犯致死後進行掩蓋;政府部門把數千條狗打死，聲稱是解決狂犬病問題在每一種情況下，政府官員都因為網絡上的群情激憤而最終被免職。

因此，鄧玉嬌的勝利顯示，在提高中國民眾對政治責任和公民權利上的意識，網絡具有強大的作用。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注意到這整件事的意涵及其限制。

正如鄧玉嬌的故事所表明的，中國的公共批評和學生辯論存在而且相當活躍。但這些批評大多不同於西方對於中國動亂所做的敘述或二十年前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所表現出的特性。今日的學生會批評政府的具體政策或政府在特殊領域的行為。

但只是局限於這些批評，他們不太可能去挑戰一黨專政或政府全面壟斷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事實上，這種公共批評強化了中共的一黨專政。因為，這些批評的背後有一個假設，只要這些「濫權」出自於個別腐敗的貪官污吏，而不是一個有瑕疵的體制，政府當局最後會對那些濫權行為採取動作。

由此看來，西方人喜歡看到網絡向中共統治者施壓的相關消息，視之為新興的政治多元主義的萌芽。但是類似鄧玉嬌那樣的案例是在一個特定的背景下才出現的，這往往是外界忽視或不解的地方。網絡正被證明是中國的一股強大社會力量，但它不是一台足以引發社會運動來推翻一黨專政的發動機。

相反，它賦予了普通民眾更大的力量，要求官員為施政負責並應該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知道，這類要求背後蘊含的文化和政治態度完全不同於當初美國人制訂獨立宣言時的觀念這一點促使我們思考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似乎並沒有變成西方？答案涉及到中國社會文化本身。

儒家思想根植在中國文化裡，中共已學會從中汲取合法性和力量。儒家信條是一套基於角色的倫理體系，只要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履行他們協議的承諾，那麼雙方就會互相尊重和保護對方的地位。這是儒家思想對一個完美的和諧社會的期望。

民眾要服從統治者，只是因為他保證了民眾的生活，住房，教育以及免於外患的入侵。如果統治者無法在這些方面善盡職責，那麼中國的農民就會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揭竿起義中國農民起義的傳統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契約放映了今日中國模式的重要一面：。統治精英要確保人民的生活品質；反過來，人民就讓他們全權掌握政治權力因此，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為什麼胡錦濤要把共產黨的宣傳集中到類似「和諧社會」這樣的主題上和諧社會這個詞，中國人要比美國人聽起來更覺得親切熟悉。

因此，在權力與責任關係複雜而不明確的中國官僚體系中，網絡開啟了一個機會。雖然有人在網絡上躲避開網絡過濾和審查來提供關於西藏的種種訊息，有時甚至包括天安門事件的資料，然而總體上，對於體制的正面挑戰已經無法再掀波瀾誠然，政府每天都在和善於突破封鎖的網民玩著貓捉老鼠的遊戲，希望能掌握局勢。

僅僅北京市就有超過四萬名的網絡警察被指派到全市各公安分局中。任何一款引導想一探究竟的人連接上異議網站的新軟件，都會在其被發明出來不久遭到破解，但可以想像，這類軟件還會再被發明出來，然後再次被網絡警察破解。

客觀地講，在爭奪網絡公共空間這一關係重大的戰場上，中國政府迄今為止都是勝利者，它以保證穩定，增長，社會流動和民眾做交易來換取政治權利的壟斷，也獲得了中國老百姓的接受。中國政府非常善於隨機應變，它不斷根據實際需要調整策略。

例如，現在它學會了收買一些網絡上的寫手，當網絡上出現一些令有關當局困擾或尷尬的消息時，他們就會跳出來幫政府說好話，由此混淆了視聽，以致於讓人根本搞不清楚事實的真相。另外，取締色情等冠冕堂皇的藉口也常被政府用來掩蓋網絡審查的措施。

二○○九年夏天的某一個星期五晚上，谷歌在中國的大部分服務被關閉掉了，據說是因為它的網站常常會搜索到成人和色情內容。在二○○九年六月，中國政府要求所有在该国出售的电脑要预先安装一个被称为「綠壩花季護航」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使中国政府随时进入全中国的每一台個人電腦中，根據它隨時更新的內容清單，封鎖那些它認為包含「不良信息」的網頁。

此舉影響深遠又極具爭議。儘管政府保證該軟件的主要用途是為了阻止色情內容，但批評者立刻在整個網絡上抨擊該軟件會大大提升審查者控制其他類型的網絡內容的能力（戴爾，聯想和惠普等主要製造商都反對該政策。在筆者寫作本書時，中國政府也暫停了綠壩的相關計劃）。

因此，網絡凸顯了政府無遠弗屆的權力的極限，但它也同時展示了人民權力的局限。它更說明，中國人民為了一個西方意義的多元主義社會去犧牲奮鬥的決心是有限的。科技予以民眾更大的能量批評政府並要求它為錯誤的政策賠償道歉。但是，這不同於挑戰這個國家根本的政治原則與結構。網絡上聲音澎湃，但充其量只能要求政府履行它作為一個掌握一切權力的統治機構的責任，而不是要對之徹底改造。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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