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被FBI拘捕、軍階及職責為一等兵(網絡傳輸技工)的特謝拉（Jack Teixeria）。說回來，其軍階不高，也難以接觸到至少相當一部分他所發放的洩密訊息。由於所有洩密檔案都是利用手機翻拍列印版本的紙本報告，不排除幕後另有人把照片傳送給他。(圖片來自維基百科及Youtube擷圖)

 

從今年3月初開始美國政府多項機密文件，被不明者刻意透過社交軟體帳號，在多個不同網路資訊平臺上加以曝光。此等文件內容多半涉及美國與北約如何因應俄烏戰爭，此外還包括某些如何應對特定盟友政府高層領導人士相關資訊。

由於在現代資訊社會中，各種資訊流通量極大，而自稱其為機密文件之資訊與影像，又會在網際空間四處流竄，假若不具備專業知識以及充分資訊，確實是很難在極短時間內，精準鑑定此等文件是否真是屬於必須管制流通之機密資訊。

編按：關於俄烏戰爭的部分數據，美軍的洩密資料的確受人懷疑，因為不少損失數據(尤其是烏方的)都很接近美國民間智庫Oryx較早時的統計，且和烏軍現時的行動能力差距太遠(例如若果烏軍到現在都只有17000人陣亡，那即是說開戰前的老兵都只有不到1/10的損失，要是這樣，戰場態勢早就逆轉也不需進行動員八次了。有指部分美軍估算不到的數據，就直接抄民間智庫 / 烏軍宣稱的數據了事。(圖片來自連結) 

 

所以直到《紐約時報》根據某些專家分析結論，針對此等機密文件，提出公開報導與質疑後，美國政府各相關機構才有所警覺，並且採取各項措施，以便進行洩密後損害管制作業。不過直到目前為止，看來美國政府尚未完全掌握整個洩密狀況，因此美國官員透露與美國共項重要情報資訊，亦就是最核心盟友之五眼聯盟，其他成員已經要求美國政府高層對其說明洩密狀況，同時亦分別聯繫情報合作機構，希望掌握相關資訊，以免受到波及連累。

當各國政府公務部門察覺發生洩密狀況時，基本上會採取下列各項措施，以便進行損害管制，積極控管洩密事件對於情報作業以及政治信譽所能夠產生傷害。首先當然就是要掌握洩密事件整體樣態；俗語說捉賊要贓、捉姦在床以及擒賊擒王，其實就是提醒辦任何事情，必須精準抓到重點，否則絕對無法有效管控事態發展。

但就洩密事件來說，調查洩密源頭，其困難程度遠高於治安機關面對竊案或是命案時，通常都要先透過重建現場，以便後續追查嫌犯。同時反情報作業在洩密後損害管制時，要求優先調查洩密源頭，不僅是為追查洩密責任，更重要因素是要確保洩密事件不再擴大，洩密源頭不會再繼續對外洩漏機密。這個原則就跟工程上堵漏洞道理相同，要能堵漏當然要先確認何處有漏。

編按：今次洩露的情報，主要是不同情報機構在綜合情報後撰寫給其他部門參考的報告書，類近紙本PPT，並非原始資料，基本上也可由報告編號、保密級別與報告內容知悉報告接觸者及洩漏者的身份。不過由於是情報部們及其他機構的報告而非部內傳閱的原始資料，為各種理由，當中數據也未必全部真實。(圖片來自連結)

 

追查洩密源頭通常必須參照外洩機密資料，特別是文書情報就必須參照其書寫格式，依據其流水編號，比對文件分發配布登記資料，以便找出該項文書資料係交付到何人手中，藉此掌握該文書資料流失外洩責任。若外洩資料係遭到複製後再對外洩露時，就必須檢討機密文書產製、審閱、核定與分發流程，希望能夠找出在那個作業環節產生失誤，讓機密文書被私自複製。

通常機密文書資料是在單一源頭，並且在同一時間外洩時，追查洩密源頭就相對簡單；但若是從多個源頭，亦在不同時間節點多次洩露時，整個追查洩密源頭作業就會相對困難。至於外洩機密文書數量多寡，對於追查源頭有何影響，其實是難有定論，因為能夠對比外洩之機密資料，確實是有助於追查源頭，但卻很有可能經過判定，發現洩密事件是經過多個源頭以及多次外洩，這就反而會讓整個損害管制作業難度雪上加霜。

編按：相對於阿桑奇與斯洛登，今次洩密的嚴重程度其實算比較低，因為前兩者拿到與公開的不單是修飾後的報告，還有原始資料如映像、電郵通訊紀錄、情報部內部流通文件等。這些原始資料不但最真實且可反映情報來源，價值高得多。

 

其次在洩密事件損害管制作業中，對於外洩資料進行鑑定更是重要工作環節；其中不但是要辨識外洩文件真偽，更要查證其中特定內容是否受到竄改，以便作為假想敵國或是威脅對象進行謀略欺敵與宣傳之運用資料。除此之外，更要辨識洩密內容是對既成事實所作描述，或是對於未知事實所提判斷，抑或是表述尚未實現之未來意圖；以便作為後續處理程序所採步驟之重要參考基礎。

編按：肇因於李登輝高調訪美而引發的1996年台海危機，也涉及情報洩露後處理問題，而且這可是其中一個最失敗的例子：李登輝在公開場合洩露解放軍導彈軍演情報後，情報部門對於安插在解放軍內部的「線眼」置之不理，結果國內情報機關最終逮捕總後勤部軍械工廠管理局劉連昆等以下多人，成功瓦解國共內戰以來最高級別的的叛徒間諜網。(網絡圖片)

 

通常在洩密損害管制作業上，外洩機密只要是針對尚未發生事務之研判或預擬方案，其實相對上都比較容易處理。通常大國強權都會採取下列兩個基本原則提出應對方案；首先就是直接加以否認，特別是會影響盟友間信任關係之任何情報蒐集或是監聽行動，通常都是厚著臉皮斷然否認，因為機密外洩資料其真實性難以確認，到最後就會變成信者恆信，而不信者永遠不會採信，因此就會留下當事者能夠否認空間。

再者就是刻意忽視不理，特別是存心迴避媒體詰問，讓時間淡化整個事件衝擊效應。但是此種處置方式，確實是會存在政治風險，特別是在民主體制下，媒體輿論會構成社會壓力，更可能產生政治效應，最後衝擊到當權者所希望維繫之執政地位。所以處理洩密事件，其實許多主政者不是單純考慮如何維護國家利益與確保國家安全，所有應對處置措施之計算公式中，還是會包括維繫與穩定本身政治地位算計在內。

編按：二戰英國最成功的諜戰行動之一—「肉餡餅行動」，就是利用假軍人證、浮屍及編按：二戰英國最成功的諜戰行動之一—「肉餡餅行動」，以及由皮箱裝載的假作戰文件，欺騙德軍對於盟軍開闢地中海戰線的主攻方向，德軍結果把焦點集中在巴爾幹半島，盟軍最終成功登陸防務空虛的西西里島及意大利南部，直接導致意大利戰敗及提早退出戰爭。(圖片來自連結) 

 

當然亦有刻意用新文件蓋過洩密文件，不論是利用提出其他官方文件，故意駁斥洩密文書內容，或是運用類似洩密管道，釋放出類似政府文件，讓網際空間充滿相互矛盾訊息，藉由投送煙幕彈大打烏賊戰，其實亦有某些國家與政府運用過此種手法，在過程中都要仰賴媒體協助，落實此種透過欺敵混淆措施掩蓋真相策略。

編按：比較特別的是，現時盛傳有過百份文件給特謝拉一等兵放到其討論區中，但現時公開的卻只有50份左右，剩餘的缺額倒有可能給諜報機構「額外加插」作為混淆視聽或欺敵之用。(圖片來自連結) 

 

 

其實絕大多數國家，只要條件許可，就會採取正本清源作法，不論是將兵力重新調整部署狀態，就是另行編組作戰序列，甚至改變作戰構想，構思出其他替代方案，然後發展作戰計畫。總而言之，就是透過徹底改變洩密資料所描述事實現狀，降低情報洩露所能產生衝擊效應。不過有時受到諸多現實因素影響，手中亦無足夠資源來調整兵力部署或是作戰計畫時，此時就要精算洩密後，敵方採取作戰應對措施，對於原先作戰方案所將產生之負面阻力。

最後就要提到，追查洩密事件找尋源頭過程中，掌握人事時地物相對簡單，但若是要理解為何會有人存心將機密外洩，或是確認此項洩密是件為無心之過，恐怕確實是很難獲得定論。更重要的是機密文件外洩，對情報蒐集來說，本來舊式虛虛實實難以斷定，其中更有可能存在欺敵謀略誤導敵手陰謀。

編按：紙本報告某程度上是要避免在內聯網傳送時有機會給黑客偷取，不過這也如同過去的報告一樣，要偽造也相對容易，例如把電腦版本的原有報告修改數據之類，就可另撰一份，其實更容易偽作。故這還是要經繁複的比對核實工作，還要經過更多渠道進行核實。圖為史上最大的太空信號截聽衛星「先進獵戶」。

 

所以回過頭來，檢視洩密國之假想敵國或是與其對抗者，有時卻未見得會依據外洩機密資訊，採取任何應對措施。儘管美國外洩極多涉及俄烏衝突機密資訊，但俄羅斯基本上是按兵不動，不但軍事部署未曾大規模調整，甚至莫斯科方面更是保持低調，為何會視而不見絕少評論，其實就是因為俄羅斯深怕中計，走入華盛頓所刻意布置之圈套內。

編按：季諾維也夫書信(左)和齊默曼電文(右)都是利用洩密文件進行情報甚至政治作戰的好例子，前者是1924年保守黨政府利用「假」的洩密文件打擊工黨，以贏得來屆大選，後者同樣是英國截獲並破譯德國駐外使館電文(內容建議墨西哥可以與德國結成對抗美國的軍事聯盟)，再轉交美國大使由美方自行發佈(以防止德方知道電文被破譯)。電文一經公開，公眾輿論全面轉向參戰。(圖片來自維基百科及連結1)

 

為何會有如此反應？只要想想英文俗諺經常所說too good to be true，或是諸葛亮所曾經擺出過空城計，就知道此種天上掉下來機密情報，其實敵方未見得就會真正採信。就此來說，更是洩密事件後續損害管制不能夠太過曝光，以免讓敵對方從焦慮應對樣態中，判斷出外洩機密價值高低以及可信程度。總而言之，在情報攻防過程中，真真假假就是鬥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