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貝安德在6月18日舉行的英國下議院議席補選中，在梅克菲爾德選區以24927票擊敗主要對手改革黨的Rob Kenyon。獲下議院入議席，貝安德才正式獲得被選為英國首相的資格。（社交平台X圖片）

甘民樂（卡梅倫），文翠珊，約翰遜，卓慧思，辛偉誠。現任英國內閣辦公室首席捕鼠大臣Larry再一次目睹英揆卞唐寧街10號門外辭職。一片《歡樂頌》（Ode to Joy）聲中，施紀賢在宣布辭任工黨黨魁及首相職務。另一邊廂，剛剛在北英格蘭梅克菲爾德（Makerfield）補選中勝出的前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Andrew Murray Burnham），正在磨拳擦掌。貝氏目前是工黨唯一表態參選黨魁的人選。若無挑戰者出現，預料最早可於7月17日成為英國首相。

10年七相，人事皆浮。貝安德問鼎寶座的綜合原因很多，到底是個人魅力的勝利、精英階層的較勁、民眾對於政黨無能的呼號，抑或，是一種全球漸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地方與中央，歷史常見的管治權爭奪。今日英國，當經濟與權力高度集中於倫敦，貝安德的出現也許代表一直被遺忘的英格蘭北部，正在以選票向倫敦西敏寺發起騎士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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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ry the Cat (@Number10cat) June 22, 2026

英傳統「中央精英」的集體失能

主導英國政壇一百多年的「兩黨政治」格局，近年出現重大變化，大量原先投給工黨和保守黨的選票分流到改革黨、綠黨等小型政黨。當工黨與保守黨合計得票率跌破三成五，百年兩黨制正在崩塌，前所未有的「五黨並行」時代正式開啟。

BBC政治記者羅伯·沃森（Rob Watson）撰文分析，英國十年換七相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的三個「不快樂」根源：生活水平停滯（可追溯至2008年金融危機，自19世紀拿破崙戰爭以來未曾出現）、公共服務失能（經濟增長乏力使政府缺乏稅收投資基建與民生）、社會凝聚力崩潰（超過90%民眾認為國家處於分裂狀態）。[註1]

從卡梅倫、文翠珊、約翰遜、卓慧思、辛偉誠到施紀賢，輪番登台又倉皇謝幕，最短任期僅49天。這種走馬燈式的權力更迭，在和平時期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幾近史無前例。細看這七位首相的出身，卡梅倫生於倫敦，伊頓公學及牛津畢業，代表牛津郡威特尼選區，標準的「中央精英」樣板；文翠珊，東薩塞克斯郡出生，牛津畢業，代表伯克郡梅登黑德選區，倫敦通勤帶的延伸；約翰遜，生於紐約，伊頓及牛津畢業，曾任倫敦市長，本身就是中央權力圈的一部分。卓慧思，生於牛津，父親是大學教授，政治起點是倫敦格林威治自治市議員。辛偉誠，生於南安普敦，溫切斯特公學及牛津畢業，代表約克郡里士滿選區，是全國最安全的保守黨選區之一。施紀賢，生於倫敦，牛津法律學位，代表倫敦霍爾本和聖潘克勒斯選區。

上述六位前任，無一例外都是「中央精英」，只是精英的「品種」有所不同：貴族、專業、階級流動，六位首相還可進一步細分為「純粹的倫敦精英」（如卡梅倫、施紀賢）與「具地方經驗的倫敦精英」（如約翰遜、辛偉誠）。貝安德1970年生於利物浦，劍橋大學英語系畢業，也算接受過精英式的文官培育。然而，貝安德的「基因不純」，在劍橋求學期間曾感覺自己像個「冒牌貨」，最終靠曼徹斯特的音樂文化找到身份認同，其從政資本也是以「長期地方治理經驗」為核心，九年生聚，他在疫情期間公開拒絕接受倫敦政府削減北部封城補助的決定，為他贏得了北方居民的信任，於疫情之下甚至被譽為King of the North。這亦致令他在今次梅克菲爾德補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對比之下，貝安德作為長期且純粹的地方治理者，其獨特性更加明顯。

沃森認為，客觀上英國的三個結構性問題，沒有一個可以通過「換一個由地方出身的人當首相」來解決。但他亦觀察到，許多選民認為近幾任首相未能理解他們對英國變化所產生的憤怒。換言之，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仍在努力應對如何在一個多種族、多族裔、多文化、多國族的社會中實現共處。或許，換完屁股，今次索性換一個新腦袋，可能有轉機。

全球視角下有地方倒逼中央浪潮

貝安德華麗轉身問鼎大位，這種以地方視角登堂入室的情況，在國際社會並非孤例。環顧全球主要大國，中央與地方的結構性張力，正在以不同形式爆發。即使在主流大國中，不少地方政府亦在倒逼中央重新定義權力格局，而且不只是「爭一張橷仔」。

比如近日在日本的「副首都」之爭，當「去中央化」的宏大理念遭遇「大阪都構想」這個幾十年來始終敏感的地方政治議題時，兩者的碰撞幾乎不可避免。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共同起草了一部創設「副首都」制度的法案原案，並啟動了各自黨內的討論程序。不過，法案中載有一項允許將「大阪都構想」住民投票範圍，從大阪市擴大至大阪府全域的附則條款，此舉隨即在自民黨內引發強烈反彈。

由於維新並未正式加入內閣，這樣的聯盟安排較自公聯盟更不穩定。一旦自民黨無法滿足維新在政策上的期待，維新隨時可以拉攏其他反對黨，將高市首相拉下台。高市政權所面臨的重大風險之一，正是自維聯盟本質上的易碎性。惡趣味的是，高市早苗本身就是大阪人，如讀者到大阪出遊，可以見到當地的伴手禮中，有不少印有卡通版高市早苗的形象。

講回「人」，日本近年出現的首相，開始帶有更鮮明的「地方」色彩。例如出身鳥取縣的石破茂，雖出身政治世家，卻因在黨內無派系而屬於「非主流」，最終因勢單力薄而迅速下台。這說明在當前體制下，缺乏派閥支持的「地方型」政治家仍難以坐穩相位。對比之下，兩者雖同屬「地方挑戰中央」的全球現象，但日本的案例更偏向結構性改革，而英國的案例則是政治人物的權力轉移。

不同國家的制度差異，決定了這場「地方起義」的不同形態：聯邦制下的美國和印度有更多制度化的渠道；中央集權的法國則將不滿逼上街頭；介於兩者之間的英國和日本，則分別走出了黨內革命與體制革命兩條路徑。

英國的新選舉邏輯　竟與中國相似

英國10年七相，反映的不是「地方終於要取代中央」，而是「舊的政治敘事已經失敗，新的敘事尚未誕生」。眾人注目之下，貝安德的歷練方式及所累積政治資本的形式，乃用9年大曼徹斯特市長之位的實績累積，這套邏輯，與中國幹部選拔中「注重實績、基層導向」的原則如出一轍。中國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明確要求「面向基層一線、項目前沿、艱苦崗位選拔幹部」。一個未經地方治理考驗的政治人物，在兩套體系中都難以獲得晉升的正當性。兩者的差異在於：中國的基層歷練是制度性要求，幹部必須在不同層級、不同地區輪轉歷練；英國的基層經驗則是選舉邏輯的產物，選民只會把票投給他們親身檢驗過的人。

貝安德最具參考價值的執政經驗，來自大曼徹斯特市長任內提出「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糅合國家積極干預、地方擁有基建、從安全角度監管外國投資的施政理念。然而，對於一旦成為首相後的具體施政方向，他對外暗示明示則資訊極少。這種「用地方實績說話，對全國政策保持模糊」的策略，在中國幹部選拔中同樣常見。

中國的幹部考核體系強調「政德與政績相統一」，以「項目推進成效、民生福祉改善、風險防控落實等實打實的業績作為重點考核內容」。中國式幹部能否晉升，取決於他在現有崗位上的可驗證表現，而非對未來政策的華麗願景。這種「用過去證明未來」的邏輯，竟然在兩套體系中，都構成了選拔的正當性基礎。

不過，當貝氏成功登上大位之後，是否能從一套地方治理哲學，升華為一套可執行的全國治國方案，帶領工黨與英國是否真的走出政治與社經泥潭，還是只是換了一個口號，繼續在同一條死胡同裡打轉，要用時間去驗證。又或者，英國的國會制度本身，是否允許精英圈以外的邊緣聲音被聽見，仍然是大問題。

本文作者：黃冠麟，學研社成員，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

參考資料：
1.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33yrvd53ddo/tr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