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新聞攝）

（續上篇：浴火與重生之路（上）——新自由主義如何使香港盛衰）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與香港結出的惡果——從不列顛「鐵骨與船魂」的消逝、倫敦底層市民被逐出的階級清洗，到香港地產金融專政與極端服務業化下的二〇一九年社會總爆發——本質上都是一場迷信自由放任、排斥國家主導的階級與制度災難。歷史的指針來到「十五五規劃」的歷史節點，特首李家超治下的香港誓言打破新自由主義的緊箍咒，轉向「有為政府」。

然而，體制的轉型與文化的排毒從來不是一紙公文般簡單。新自由主義不僅僅是過去的某種政策，而是一種至今仍飄蕩在特區技術官僚腦海中、深植於社會集體慣性中的「陰魂」。要理解如何構建「有為政府與新型官僚」，並徹底驅散這股籠罩全城的陰魂，我們必須引入法國當代社會學大師雷蒙・布東（Raymond Boudon）的「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與「認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理論，從「解構、重塑、改變」三個維度進行最深度的體制與文化解構。

一、解構官僚與大眾的「工具理性」：新自由主義如何推導出「反常效果」

雷蒙・布東的核心理論指出，所有宏觀的社會現象（不論是繁榮還是亂局），都必須還原為無數個體在特定情境下、基於自身理性所作出的行動總和。同時，布東提出了著名的「反常效果」（Perverse Effects）——即無數個體出於合理的、自利的微觀動機，最終卻共同推導出一個集體災難、違背初衷的宏觀結果。

將此理論置入英港兩地的官僚體系與社會文化中，便能清晰照見這股「陰魂」是如何寄生在人們的理性體系之內，進而引發社會海嘯：

技術官僚的「共謀理性」。前幾屆特區高級公務員團隊對董建華「數碼港」、「八萬五」計劃的消極抵觸，在微觀分析下，這批官僚的行動在自身心智模型中卻是完全「理性」的。在新自由主義架構的文官體系中，官僚的晉升與考核標準是「程序正義」而非「發展結果」。不干預實體產業，意味著永遠不用承擔商業失敗的政治責任；而下場主導產業，則要面對地產大資產階級的瘋狂反撲與媒體圍攻。甚至，順從財閥的利益、維持不作為，自己卸任後還能順理成章地進入地產財團擔任高薪董事（即「旋轉門」效應）。

2006年5月10日文匯報擷圖。

社會文化的「投機合謀」。同樣地，在舊有的社會文化限制下，市民與中產階級反對「八萬五」、一窩蜂湧去炒樓，在個體微觀層面也是基於「保護自身財產免於貶值」的理性抉擇。然而，正如倫敦金融文官與投機大眾聯手推高房價一樣，這種無數高官與市民為了個人仕途安全、為了個人財富投機的微觀理性行動，在宏觀上卻產生了血淋淋的「反常效果」——活生生扼殺了香港實體科技轉型的機會，將整個城市推向了極端服務業化、高樓價與階級固化的深淵，最終引爆了二〇一九年的社會災難。

二、重塑體制與文化的「認知理性」：驅散靈魂深處的陰魂

布東強調，人的行動受到其自身秉持的「理由」（Reasons）所驅動，而這些理由取決於他所掌握的知識、理論與意識形態框架——這被稱為「認知理性」。

過去，香港不論是高官還是普通市民，悲劇都在於將新自由主義的「偽自由」與「自私文化」奉為唯一真理。因此，要建立「有為政府」，首要任務是重塑公務員體系與社會大眾內部的靈魂，驅散這股認知陰魂：

新型官僚的認知革命。新型官僚必須在認知上完成蛻變，深刻意識到戴卓爾主義與「積極不干預」絕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是西方地產金融資本家進行階級掠奪的合法外衣。新型官僚必須具備鮮明的階級自覺與擔當，將考核與自我認同的標準，從「流程是否合規、是否沒有得罪財閥」，轉變為「實體產業是否落地、基層階級上升通道是否打開、群眾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提升及改善」。

社會文化的心智排毒。有為政府更必須透過政策導向，徹底清洗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唯地產金融論」的投機文化。政府必須引導社會重拾對勞工尊嚴的尊重，讓下一代意識到，投身實體創科、新型工業和高端製造，才是實現階級上升與人生價值的康莊大道，而非唯利是圖的金融與房地產炒作。只有改變了全社會的「認知理由」，新自由主義的陰魂才無處附身。

三、改變體制的「情境限制」：在「十五五」藍圖下的破局實踐

在布東的框架中，要徹底改變宏觀的「反常效果」，僅靠宣傳說教是不夠的，必須主動介入並改變個體行動所處的「情境限制」（Situational Constraints）。這正是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對接國家戰略、徹底打破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實踐核心，也是跨越倫敦首相們集體撞上的「那堵牆」的唯一出路：

扭曲資本引力，粉碎財閥勒索。過去資本家、官僚乃至市民合謀投機地產，是因為地產回報率最高。現在，特首李家超治下的特區政府全面告別舊教條，轉向「以結果為目標」的有為政府模式。政府主導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直接下場「搶企業、搶人才」，正在強行改變香港的「情境限制」。政府利用制度力量壓制地產資本的「土地流拍與樓市崩盤勒索」，迫使社會資源與個體官僚必須將精力與資金投入到實體創科與新型工業之中。

國家戰略的制度加持。過去董建華失敗的微觀原因，在於他面對的是一個封閉的、被新自由主義綁架的孤立情境。而今，新型官僚與全社會所處的「情境」，是香港全面嵌入國家「十五五規劃」及大灣區實體產業鏈的宏大矩陣。這種宏觀情境的根本性改變，賦予了有為政府源源不絕的政治能量，讓新型官僚在主導發展「新質生產力」時，有了不可逆轉的歷史底氣。

結語：兩條道路的歷史對決與香港的命運

回望本系列文章的起點，西方與香港在新自由主義的迷霧中走了數十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多年來高喊MAGA、試圖重建美國實體工業以拯救實體經濟，但至今仍未成功。究其原因，正是因為美國政府的官僚體系與社會文化，依舊被禁錮在資產階級選舉政治與金融資本的微觀情境中。無數個體為了選票與遊說資金而行動，在宏觀上注定產生無法重振實體產業的「反常效果」。

倫敦金融城、國債市場與國際資本築起的「那堵牆」，至今仍是西方首相們無法跨越的詛咒。西方國家在自己築起的金融迷宮與階級對立裡越陷越深，其官僚體制與社會文化已徹底失去了撥亂反正的能力。

剛上任英國首相的貝安德，之前在英格蘭北部大曼徹斯特地區長擔任市長九年，任內打造「曼徹斯特模式」，推行抱括公有化改革、權力下放、引進海外投資等系列政策。貝安德主政期間，大曼徹斯特的經濟增長顯著。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3年間，該地區的年均經濟增速約為英國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成為英國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然而，這套已被實踐證明為成功的治理「曼徹斯特模式」，在英國其他地區卻仍被人質疑，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指貝安德為共產主義者（Communist）。

而此時此刻的香港，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制度與心智突圍。通過汲取不列顛與自身的血淚教訓，運用「有為政府」的體制優勢，徹底清洗新自由主義對官僚體系與社會文化的污染。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宏偉藍圖下，這批洗淨教條、肩負階級與歷史擔當的新型官僚，能否帶領香港打破空心化的魔咒，真正實現實體產業的浴火重生？

這場跨越世紀的歷史性突圍，不僅將決定東方之珠的未來興衰，更將在人類發展史上，留下一個以「有為政府」與「新型官僚」能否成功戰勝「新自由主義惡果」的經典範式。

作者為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　我們如何面對》一書 

參考資料：
1. 西方社會思想史　第三版　408-413頁｜于海著　復旦大學
2. 雷蒙·布東｜百度百科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