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無雙直傳：浴火與重生之路（上）——新自由主義如何使香港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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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無雙直傳：浴火與重生之路（上）——新自由主義如何使香港盛衰

2026-08-03 13:51:47 最後更新日期：2026-08-04 13:21:06

無雙直傳

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我們如何面對》一書。生於政治家庭，由細到大經歷無數次大、小選戰，由派傳單、貼海報到運籌帷握，決勝帷幕之內。深感大江東去，浪淘盡，不如神遊張家界。既厭倦政治，又離不開政治。閒時只好提筆論政，如風花雪月。

2026 08 04 cover01 （輕新聞攝）

接《鐵骨與船魂之死》上、下兩篇所述，新自由主義在戴卓爾夫人的手術刀下，精準地清洗了英國北方的實體工業與藍領共同體。這場將「鐵骨與船魂」硬生生抽離肉身的殘酷階級清算，其硬幣的另一面，是英國經濟向金融業全面傾斜的「大爆炸」（Big Bang）。這股發源自倫敦金融城的資本狂飆，不僅重塑了不列顛的經濟地圖，更釋放出一種將社會徹底商品化的「金融迷香」，隔海滲透進遠東金融中心——香港的官僚骨髓、階級肌理，乃至整個城市的社會文化靈魂之中。

一、金融化下的倫敦：寄生經濟、階級清洗與底層的生存邊緣

當北方的鋼鐵廠化為廢墟、勞工階級被奪去尊嚴，新自由主義將倫敦金融城（The city）奉為不列顛的「新神」，英國銀行業的資產佔GDP比重，由1979年時的100%，已瘋狂飆升至現時的450%，甚至有研究指出，到2050年可翻倍達到950% [注1、2]，意味著虛擬經濟的體量遠遠壓倒了實體經濟。這非但沒有帶來舉國富裕，反而將英國演變成一個寄生在實體經濟之上的資本怪獸，並在倫敦內部發動了第二輪慘烈的階級清洗：

資源與就業結構的極端單一化。在「金融至上」的指揮棒下，資金與人才產生了畸形的磁吸效應。頂尖大學畢業生大多流向金融與顧問行業，不從事金融套利，就意味著被排除在精英通道之外，跌入階級底層 [注3]。科學、工程及工業領域的人才儲備被徹底削弱。非金融產業的創新與基礎設施投資長期停滯。更致命的是，這種高度金融化使得金融部門逐漸成為整個國家政策的「邊界約束條件」。無論誰當首相，只要政策稍不合資本的意願（如試圖對富人加稅或補貼實體工業），資本與國債市場便會聯手發動「市場政變」，拉高借貸成本，勒索甚至逼倒內閣。

資產階級的財富狂飆與底層的生存驅逐。全球「黑金」、主權基金與金融權貴將倫敦視為避稅天堂與資產保險庫，巨額資本瘋狂湧入房地產，導致倫敦樓價與租金高企至畸形水平。這種「地產金融化」引發了對勞工階級的無情驅逐，土生土長的倫敦低層市民、護士、教師與巴士司機，因無法負擔昂貴的居住成本，被迫集體搬出倫敦 [注4]。

畸形的生存策略與地獄般的區域失衡。留下來的基層與青年只能在生存邊緣掙扎。他們被迫遠離市中心，每天忍受單程一小時以上的瘋狂長途通勤 [注4]；未婚年輕人根本無法獨居，盛行多人擠壓在一個屋簷下的極端分租（house share）；低收入僱員高度依賴政府的通用津貼與房屋補貼度日，甚至連有穩定工作的專業人士也開始成群結隊向食物銀行（food banks）尋求免費物資[注5、6]。金融城內商賈巨富雲集、日進斗金，而外圍城鎮與北方鐵鏽帶卻陷入長期衰落。這種血淋淋的階級與空間隔離，正是後來民粹反撲與脫歐浪潮的深層經濟根源。

編按：2022年10月至2024年7月擔任英國首相的辛韋誠，2022年底在一場政治公關活動期間，與一名無家可歸者的對話很能反映英國經濟被金融化吞噬後的景況。辛韋誠在倫敦一家流浪者收容所問一名無家可歸者Dean，是否在商業機構工作？Dean略帶反諷的語氣回覆：「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但我對商業很感興趣。」辛韋誠忽略了Dean「無家可歸」的現狀，又進一步詢問Dean對什麽樣的工作感興趣？Dean隨即的回應明顯帶有反串意味：「我喜歡金融，這對這座城市發展有好處，並且金融發展好了，我們大家也都會好」。倫敦本來就是一個以金融為中心發展的城市，但Dean在倫敦卻無家可歸，金融化對一般人來說「利大於弊」？

二、「積極不干預」與達爾文主義：新自由主義思想鋼印與全城文化洗腦

大西洋的這股資本狂飆與金融詛咒[注7]，在港英時期的香港找到了最完美的試驗田。港英政府包裝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本質上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東方變體，兩地核心資本的掠奪邏輯在此呈現出驚人的雙城同構。

官僚階層的階級規訓。在這種政策下，整個香港高級技術官僚團隊被深度洗腦，將「小政府、低稅率、市場萬能」奉為不可觸碰的神聖教條。正如倫敦文官迷信「金融城好就是英國好」，香港舊官僚也迷信「地產市道好就是香港好」。這批精英官僚，本能地排斥任何帶有政府主導色彩的產業規劃，將任由資本掠奪的叢林法則美化為「自由經濟」。

社會文化的集體沉淪。最致命的是，這種新自由主義毒素不僅污染了官員，更深深毒化了香港的社會文化靈魂。在全城傳媒、流行文化與教育體系的合謀灌輸下，香港社會演變出一種極端扭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市民集體迷信「貧窮就是個人的不努力」；「重金融、輕實體」、「賺快錢」被奉為人生圭臬。頂尖大學的狀元精英集體湧入醫科、法律與金融，與倫敦的「人才磁吸效應」如出一轍。整個城市陷入了炒樓炒股、妄想一夕暴富的集體癲狂。實體創業被譏笑為愚蠢，藍領勞工被貼上「沒出息不體面」的標籤，全社會集體喪失了對長遠實體產業佈局的免疫力，地產財閥壟斷的格局在這種「自由經濟文化」的幌子下被大眾完全合理化。

螢幕截圖 2026 08 04 上午11.57.36 國家「十一．五」規劃（2006至2010年）首次將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和資訊等服務業納入國家戰略，明確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優勢地位，開啟了香港對接國家五年規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同年9月，時任特首曾蔭權出席《「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後回答記者問時說：「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是很久以前一位財政司長夏鼎基先生說的，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說這是我們發展經濟的藍圖」。此話一出引起社會議論，曾蔭權隨後不得不撰文闡述政府對於「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態度。此後20年的時間裡，每逢中央提出新的五年規劃，坊間都會搬出「積極不干預」的命題來質疑政府政策是否改變，有些人更喜歡稱之為「被規劃」。香港經濟在無規劃地空轉20年後，錯失不少轉型升級機會，除金融仍維持優勢外，航運、物流、資訊科技優勢落後區內其他競爭對手。（行政長官辦公室網站擷圖）

三、董建華的雄心與新自由主義官僚、文化的「聯合抵抗」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敏銳地察覺到香港「船魂已失、鐵骨將枯」的空心化危局，更看到了底層市民在地產霸權下的生存困境。他先後提出「數碼港」、「中藥港」、「矽港」以及「八萬五」房屋計劃，試圖在金融地產之外強行重塑實體產業，並通過增建公營房屋來改善階級不平等。然而，這場功在長遠的宏圖，卻在特區官僚與已被新自由主義文化深度洗腦的社會集體反彈下，被撞得粉身碎骨。

官僚的思想鋼印與消極抵觸。長期接受港英洗禮的高級公務員團隊，在精神上仍對新自由主義死心塌地。他們將董建華的宏圖視為對自由市場的「異端侵害」，在執行層面採取消極怠工、層層設卡。這批官僚在體制上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地產壟斷資本的看門人，深怕主動出擊會承擔政治責任，寧願退回「不干預」的舒適圈。

文化慣性與地產財閥的「市場勒索」。在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下，地產大資本家發動了與倫敦金融城極其相似的「市場邊緣化勒索」。地產財閥聯手不參與勾地、製造土地流拍與樓市崩盤恐慌，直接威脅港府「低稅率、高度依賴土地收入」的畸形財政命脈。此時，新自由主義文化培育出的「資產階級狂熱」開始反噬——被炒樓財富神話洗腦的中產階級，因為害怕資產短期貶值，竟自覺走上街頭反對民生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官僚、壟斷財閥，與被極端「市儈文化」綁架的中產市民形成了一條怪異的戰線，最終逼退「八萬五」，並將本應是科技旗艦的「數碼港」割讓給地產商異化為豪宅項目。香港實體科技轉型的黃金窗口，被這場上至高官、下至社會文化的集體投機狂歡活生生扼殺。

四、曾蔭權時代的狂飆、極端服務業化與二〇一九年暴亂的階級矛盾總爆發

接任的曾蔭權政府，徹底向新自由主義教條投降，特區政府的運作邏輯完全被大地產商、地產財閥深度綁架，變成了政府運作的實質生存約束條件，將香港推向了更深重的階級煉獄。

地產專政與樓價狂飆。政府在政策上全面跪低，終止了積極的土地開拓與公營房屋興建，實行「勾地制度」，將土地供應權雙手奉給大地產商，直接導致樓價瘋狂暴升至全球榜首。此時的香港，陷入了比倫敦更極端的房地產至上主義，全城資金與精力被吸納進炒樓炒股的投機遊戲，住宅徹底脫離居住屬性，變成了資產階級的金融衍生品，將基層青年的置業與安居夢想徹底粉碎。

螢幕截圖 2026 08 04 下午1.00.28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2011年7月曾進行一項意見調查，詢問市民對香港「地產霸權」的意見，結果顯示近七成八人認為香港存在「地產霸權」，當中七成三人同時認為已達「嚴重」程度。（調查摘要擷圖）

極端服務業化與階級固化。金融與地產兩大壟斷資本吸乾了社會的健康血液，製造業徹底絕跡，中小企業與創業者的所有利潤，最終全數轉化為交給地產商的租金。香港經濟結構走向極端服務業化，大學畢業生驚覺，除了成為地產與金融大鱷的底層打工仔、或投身低薪、毫無前景的零售、餐飲與地產中介等服務業外，階級上升通道已被完全鎖死。

文化毒素的反噬與暴亂總爆發。這種類似倫敦的、長年累積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對香港勞工階級和青年一代進行的長期壓榨與掠奪。當高昂的樓價榨乾了市民的尊嚴，極端的服務業化剝奪了青年的未來[注8]，新自由主義文化所崇尚的「賺快錢、走捷徑」也走到了盡頭。全城陷入集體絕望，這片被毒害的創傷土地，便成為最致命的火藥桶——外部反華勢力（外國因素）伺機介入、煽風點火，精準地利用了青年人對高樓價、產業單一和階級固化的滿腔怒火，將其包裝並轉化為極端的意識形態動員，最終在2019年引爆了震驚中外的暴力亂局。這場暴亂，表面上是政治風波，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瘋狂掠奪後，階級矛盾與社會絕望的一場毀滅性總爆發。（未完，待續）

再繼續論述下去之前，讓我們先來聽聽《Streets of London》，緩和一下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