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無雙直傳:香港五年規劃試金石(二)外殼有為 中下層冷對抗 當制度改革遇上「老爺」的機器

2026-10-16 14:07:08 最後更新日期:2026-10-16 16:41:05
無雙直傳

學研社成員,著有《全球化多面體:我們如何面對》一書。生於政治家庭,由細到大經歷無數次大、小選戰,由派傳單、貼海報到運籌帷握,決勝帷幕之內。深感大江東去,浪淘盡,不如神遊張家界。既厭倦政治,又離不開政治。閒時只好提筆論政,如風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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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評論中,筆者曾將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落實困局,隱喻為「高級維修技工開民航機」。政府上層管治官僚主觀上「好聽話、好想做」,客觀上卻受限於數十年殖民地技術官僚與新自由主義的舊思維習慣,陷入了「儀表板治港」的應試假動作中。然而,這部行政機器的「靈魂分裂」遠不止於上層。若要真正透視這份宏大藍圖在落實時面臨的阻力,我們必須將視野向下延伸,剖析中下層公務員的集體潛意識,以及香港商界在面對新興產業時的結構性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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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層的「冷對抗」:新公共管理遺毒下的「做又三十六」

上層高官雖然面對北京與特首的政治壓力,極欲刷出亮麗的KPI數據,但對於龐大的中下層執行官僚而言,社會氣氛的轉變只是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政治應試。這班深植於新公共管理(NPM)及文官鐵飯碗文化的執行者,其內心深處的集體潛意識是「風險規避」與「程序至上」。

在他們眼中,推動《五年規劃》和發展新產業意味著工作範式的巨變與工作量的暴增;相反,沿用舊有的官僚程序,雖然效率低下,卻是最安全的職業保護傘。這就形成了香港目前最無形的治理危機——「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技術性冷對抗。

政府高層雖然看穿了這種惰性,近年大張旗鼓地推出優化公務員管理機制,企圖將薪酬、表現與KPI硬性掛鉤。然而,在「理念政治」(Ideational Politics)的維度下,這種純制度性的修補極易流於表面。中下層官員作為「玩弄程序與指標」的專家,極有可能將KPI「技術化」與「低難度化」——只制定極易達成、流於形式的指標(例如辦了多少場招商論壇、簽了多少份意向書)——以完美的官僚程序去掩蓋實質治理效能的原地踏步。這種集體潛意識的抗拒,構成了政策落地最頑固的結構性阻力。

商界的「結構性無能」:新自由主義餵養下的地產金融專政

與公務員中下層的冷對抗相呼應的,是香港主流商界的「結構性退化」。自《五年規劃》公布以來,因應北京的強勢主導與國家發展的宏大潮汐,香港傳統財團與商界大佬在表面上無不亦步亦趨、高喊支持。然而,這種政治表態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範式落差。

香港商界在過去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與地產金融專政下,被「餵養」出了一套高度依賴「快錢、高槓桿、輕資產」的炒賣基因。他們習慣了炒地皮、炒金融、收租金,將社會的創新血液吸乾。

今天,國家要求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投資硬科技與實體產業。商界在政治上「不敢反對」,但在實務上卻是「根本唔識搞,亦無能力搞」。他們缺乏私人創投、承擔科研失敗風險的「風險承受能力(Risk Appetite)」。

結果,面對政府劃出的北部都會區龐大藍圖,本地財團的本能反應依然是傳統地產商的「等政府餵食」心態——盤算著如何去園區周邊獵地、起樓、倒賣獲利,而非真正投入資金去研發核心技術。

商界的這種結構性無能,直接導致了《五年規劃》在本地資本市場出現了嚴重的「有戰略、無響應」的尷尬落差。

理念政治的啟示:當制度改革遇上「老爺」的機器

這就是「理念政治」對香港管治層最具穿透力的啟示:政治的最高境界,從來不是改改條例、撥撥款項等物質性的機器工程,而是人心、認同與政治文化的靈魂工程。

當上層技術官僚「唔識做」、中下層公務員「唔想改」、本地商界「唔識搞」時,整個香港的管治架構與經濟主體,本質上仍在運行著新自由主義與殖民時期的舊軟件。這種「靈魂與肉體的分裂」,注定了首份五年規劃如果僅靠現有的物質和行政手段去硬推,只會被這套舊體制閹割成一堆套著創科外殼的地產項目組合包。

而這種物質引進與本地結構的巨大落差,將必然導向一個更具破壞性的次生矛盾——北部都會區內「人才錯配」與「內部政治衝突」的灰犀牛。

發佈於 博評
By 202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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