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一點也不擔心中國在改變美國式的政治與經濟的未來上起了什麼作用，那麼你並不孤單。華盛頓存在著一批公認的中國樂觀派，這一流派不贊同本書的大部分論點。他們贊同美國戰後的一項智慧，即當一個國家變得更為富足後，新興中產階級對民主化的需求就越大。根據這種說法，隨著中國擁抱資本主義，這個國家將“越來越像美國”；中國越強、越富，它就越需要依賴國際市場和國際貿易維持經濟增長，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維護政治穩定。這一流派進而斷言，融入全球經濟將不斷地鼓勵中國領導人接受並遵守美國主導的體系下的規則與規範。

換句話說，與西方大國的交往將最終使中國的言行更像西方。除去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外的過去五任美國總統都延續了以上看法。不僅如此，有影響力的商業團體、高層智庫以及美國最有名聲的研究機構同樣認同此觀點。

然而，本書第五章認為，由於中國國內的情況，樂觀派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國的經濟奇蹟挽救了執政黨，但這僅僅因為國家用經濟增長、死灰復燃的民族主義和一系列實用主義的彈性替代了意識形態。相應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依賴的是其推進經濟高速增長的能力。然而與此同時，增長奇蹟也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大規模的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大量的流民、極端貧困、城鄉差異、通貨膨脹、民族主義憤青、公共衛生問題以及嚴厲的媒體控制。

中國領導人就這樣被“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套牢了。中國越發展，增長奇蹟產生的負面效應就越多。儘管做出了監管和改革努力，但中國領導人防止這些負面效應演化為大規模社會動亂的手段只能是繼續推進高速增長。

這直接影響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發展方向及其如何執行。為了維持當前的增長率，北京必須維護好與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而無需考慮其政策的實施如何影響到當地的人權、環境和基本自由。

當美國的樂觀派看到了大企業、平衡的預算、市場創新、外國直接投資、恪守企業社會責任以及與世貿組織合作等現象時，他們認為自己看到了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跡象。事實上，中共在國內所處的位置面臨著政績上的要求和壓力，這限制了西方把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所作所為扭轉到符合自己標準的能力。

如果中國順應了西方在貿易和政治方面的自由主義原則，它將即刻失去在它獨特的發展路線方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而且對中共領導人最危險的是，這將使中國喪失資源與市場的來源，並且可能使中國失去在西藏、台灣、人權等問題上剛剛掌握的政治影響力。

僅以二○○八年為例，對於中國日益擴大的能源需求而言，集權國家是其重要的能源供應方。在二○○七至二○○八年，中國從非洲進口了價值二百六十億美元的原油。在中國進口的礦石中，非洲的份額占到了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其中安哥拉、蘇丹、剛果、赤道幾內亞是主要供應國。同期，伊朗成為中國第三大化石燃料來源地。

依照西方的政治理念改造重建“流氓國家”（pariah state）和貧窮國家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在和一些組織或國家交往中較西方國家佔據著明顯的優勢，它們因其作為無法被西方民眾接受而遭到了西方公司或政府的排斥。如表一·一所示，在二○○四至二○○七年中國五大進口來源國中，四個國家有著公認的侵犯人權的紀錄。類似地，表一·二表明，受惠於中國資助、援助計劃的國家中，五個是二○○七至二○○八年間典型的“流氓”國家。

由此可見，儘管樂觀派正確地看到了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他們卻錯誤地假定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沒有發生正面衝突就意味著中國逐漸融入或接受了美國主導的體系。事實並非如此。

只要北京政權仍然掌權，中國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力就僅是如此。中國的重商主義外交政策只要求從發展中國家裡獲取原材料和自然資源，以維持經濟增長，而對於自身行為是否符合西方道德標準及其衍生的治理方式、是否符合全球規範絲毫不感興趣。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