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年代早期，貨幣主義者不僅診斷出問題的根源，還提供了一套大膽的解決方案：創立一種新的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凱恩斯曾認為，政府是根本的解決手段；但如今弗里德曼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政府才是根本的問題所在。

弗里德曼認為，在沒有使市場運作得更好的情況下，擴大需求只會導致高通貨膨脹。不同於由一個中央機構來決定經濟需要什麼的觀點，新理論認為，供給與需求作為經濟的原始驅動力，是取代政府過度干預的更有效手段。只有在市場自由及有效運作的時候，經濟增長率才會提高。因此，這些新貨幣主義者們認為，降低失業率並增加國家財富的方法，是使資源配置符合市場原則，更加合理、更富彈性、更加靈活敏銳。

在實際操作中，這意味著經濟中很大一部分領域要取消政府管制、實行自由化以及私有化。弗里德曼和同僚們堅持以下主張：政府必須停止使用擴張公共支出的方法來刺激經濟；不應當為了保護就業率而救助那些虧損的產業；從公共交通到能源、教育以及醫療服務領域的國有供應商都應當最少化甚至完全退出；應當盡可能地促進競爭；市場與各行各業的進入障礙應當被清除；最後，還要降低所得稅稅率並取消會減弱勞動力市場彈性的法律，如對最高勞動時間以及解僱方式的規定，以此來提高就業市場的效率。

這些手段的共同目的，就是要用市場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來替代政府的那隻「救助之手」。這種方法在思想上深深根植於歐洲啟蒙運動。十八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將國家間的自由貿易視為和平與繁榮的基礎時，創造出了「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個概念。斯密在他出版於一七七六年的著作《國富論》中斷言，在市場經濟中，個體對其自身利益的追求比起中央機構或者民眾集體的努力，更能夠滿足社會的整體需求。

就這樣，弗里德曼作為第一批新古典經濟學家之一而廣為人知，他們將斯密的古典觀念應用到了當代：個體在追求經濟自利的過程中能夠做出合理的決策，由這樣的個體組成的社會才能造就出一個健康的、能夠持續增長的經濟體，就如同被某隻「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著一樣。

亞當·斯密與弗里德曼兩人都強調了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理念，藉此與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絕對君主制等其它模式明確區隔。他們清楚指出，個體對自由之理想與各種自由權利（liberty and freedom）的追求，是整體社會之更大利益的源頭。

因此，弗里德曼市場社會的理念就不只是一種經濟理論，它的更大價值在於為一套宏大的政治經濟哲學奠定了基礎。市場的力量必須以經濟之自由為前提，而經濟自由只能存在於政治自由的脈絡下，有了政治自由，一個人才能夠自由地選擇如何生活、購買什麼以及生產什麼。所以，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一體兩面、密不可分。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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