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件極大地推動了貿易與金融的國際化，擴大了跨國公司的規模，並大大提高了西方金融機構如IMF與世界銀行的地位。它們同時也改變了美國的政策辯論，沉浸在「歷史的終結」這個巨大觀念所帶來的衝擊裡。

這一切都始於一篇文章，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內容自一九九○年以來在華盛頓就成了一項普遍的政治共識。這篇文章的核心是，蘇聯崩潰的意義遠不止於美國的敵人失敗了這麼簡單，它實際上是各種對立的人類組織體系間鬥爭的結束，也就是歷史的終結。

福山認為，歷史上那些強大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們——即絕對君主制、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都已經失去了合法性，因為它們的政治經濟模式無法在維持精英對權力的掌控的同時，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已經打碎了君主制可以作為永恆的國家理論的神話，法西斯主義也因其極端民族主義擴張和無休止的戰爭而在一九四五年隨著二戰終結而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如今，席捲蘇聯的民主革命浪潮也已經證明，共產主義在撤銷武力脅迫後事實上並無法維持下去。

當一切塵埃落定，只有美國對自由體制的試驗留存了下來；它是一種能夠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政治經濟體系，人們既擁有政治決策的發言權，也擁有致富的機會。與它的實質同樣重要的問題是，歷史終結論為何能在冷戰結束後如此普遍的影響到美國的政治文化。這些假設之所以能夠在國家的公共辯論中被接受，是因為它們證實了美國文化中最老和最為人熟知的主題：美國特例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特例主義的關鍵角色進入了——或者我們說再次進入了——美國的公共政治辯論。這是這個國家延續自十八世紀的自我想像，將自己視為要在歷史與人類進步中發揮特殊作用的一群特別的人。本書將在第六章更詳細地談到，這種強有力的特例主義敘事的抬頭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辯論中不斷出現的主題。它可能被某些我們熟悉的事件如戰爭、恐怖攻擊或選舉所引發，但始終是隱藏在美國政治生活表面下的一股持久的力量，在國家受到挑戰時立即現身。

當那些自認飽學的政論專家與政客們在冷戰結束時試圖梳理出世界趨勢時，他們不由自主地傾向於一種可以令人一聽就明白的解釋：那些在二百五十年前發端於美國建國之初的事物，在美國贏得全球性大勝利的鼓舞之下，正在逐步紮根於世界的每個角落，並終將開花結果。其他國家注定要通過政治物理學（political physics）的作用，以某種方式接納這種源於歐洲啟蒙運動的三點定論（three-point philosophy）：一、民主多元主義是組織政治生活的最佳手段；二、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與實現幸福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三、在你找到這兩種特徵（財富與幸福）之一的地方，你最終也會找到另一個。

這樣一來，蘇聯崩潰背後的政治邏輯看起來就不證自明了。想要在後蘇聯時代的國際秩序中參與競爭並生存下來的國家，就必須實現經濟自由化。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某一特定的水平時，消費文化的發展與中產階級的出現就將對法律和政治責任提出要求，如果統治者想要他們的國家繼續繁榮就必須承諾滿足這些要求——無論是局部的修正還是全面的改革。相應的，市場機制也將產生獨立的金融力量中心和公民社團，它們將變成政治利益集團的基礎並促成政黨的誕生，最終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對政府權力加以監督並要求民主化。換句話說，如果經濟自由能夠填補共產主義的失敗在全球各地留下的缺口，那麼政治自由將接踵而來。蘇聯的崩潰預示了西方理念在全球的勝利，全球市場的擴張將帶來自由民主的政府模式。至少，理論上就是這麼簡單——我們已經從比爾·克里斯托（Bill Kristol）、理查·伯爾（Richard Perle）、鮑勃·卡根（Bob Kagan）等人那裡聽到了很多此類說法。

基於這一點，我們在對付像中國這樣的集權國家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它們納入全球經濟中，讓人們對經濟增長與穩定的內在渴望發揮它們的作用。如同福山所言，所有那些曾經自以為可以取代西方自由主義的體係都崩潰了，這就是西方理念之勝利的最好證明。消費主義的西方文化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世界各地，「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之中，譬如說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市場與彩色電視已無所不在，莫斯科在去年新開張了幾家合作餐廳與服裝店，貝多芬也進入了日本的百貨商店，而搖滾樂在布拉格、仰光和德黑蘭同樣受到人們的喜愛。 」後冷戰時代的重大任務就是建立起一個能夠更好地促進商品自由流動與多邊合作的製度。地緣政治這個古老的歷史趨勢，看起來已經被新時代的地緣經濟和以美國模式為核心的全球趨同作用漸漸取代。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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