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貪污腐敗和宗教自由的問題雖然棘手，但與經濟增長下另一個最難以控制的副作用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這個燙手山芋就是環境污染。

讓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政治局像害怕其他團體那樣害怕環保人士。在他們眼中，環保人士是一個有潛力把憤怒轉向中央政府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中共政府通常好像把環保人士看成是一個比環境污染本身更大的威脅。這真的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中國的污染排放量比美國和歐洲加在一起的排放量都要大。世界上十個最污染的城市就有五個位於中國。一億兩千萬生活在城市裡的中國人呼吸著有毒的空氣，並且三分之二以上的河流都已經污染到魚蝦盡亡的程度。每年都有數百種植物和動物在消失，十分之九的城市都依賴受到污染的地下水；中國最大的河流長江，預計到二○一五年有百分之七十的水域遭到污染。

農村地區已經看到了一些污染帶來的最為劇烈的影響，像是中國特有的「癌症村」，在過去十年裡這些村子裡最高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都已經得了癌症，那裡的水流已經被黑色污泥所取代，天空籠罩著一片晦暗的烏雲，土壤中的毒物是如此之多，以致於農作物根本無法生存。

誠然，近年來中國已比先前更能正視氣候變化帶來的危險。政府日益明白環境污染正在對國家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已經計算出，污染問題已經讓整個國家消耗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的國民生產總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此宣布了雄心勃勃的計劃，以減少百分之十的各種污染、降低百分之二十的能源消耗量以及節約百分之三十的用水。我們也已看到了中國在可再生能源上所做的新投資。實際上自二○○七年以來中國就積極研發高效率、低污染的煤炭發電廠，並在技術上取得競爭優勢。與此同時，美國在低污染燃煤發電廠建設方面卻停滯不前。

然而，專家們指出，這些要去保護地球的遠大承諾的背後另有但書，並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意義。最明顯的是，中國政府不大可能去達成那份好高騖遠的「國家計劃」。中國現在已經失去了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動力，因為中國國家統計局在二○○八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盡力想要在不犧牲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控制浪費能源的問題。

煤燃燒技術的突破也以表面吸引人的方式掩蓋了一個不為人了解的真相，正如環保人士指出的：即便一個更環保的煤炭發電廠，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也是一個天然氣發電場排放量的兩倍。燃煤的發電廠供應了全中國百分之八十的電力，只要這種情況不改變，那麼中國就必定繼續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居於破紀錄的地位。這再一次顯示了，想要解決問題，中央權力的不集中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北京現在面臨的困難是如何要求地方政府遵守中央的法規。根據《紐約時報》記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的說法，當來自中央政府充滿理想的節能計劃下達到地方，像寧夏青銅峽這種地區首府的官員卻依舊照老習慣辦事，對新規定置之不理，並以陽奉陰違的方式去規避上面的要求。

在這方面，只進行了一半的經濟改革更加深了此類問題。現在地方官員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去按照自己的意思辦事，但是，在一個尚未有效地要求官員為其施政負責的政治體制裡，他們享受了有權無責的好處。

另外，中國政府在處理柴油燃料上再度面臨同樣的問題。工業卡車就好比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的騾子，但是它們需要燃燒一種特別有毒的柴油燃料，它所含的硫要超過歐洲和美國安全標準的一百三十倍。另一方面，為了平抑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必須補貼和管制燃油的價格，以維持低廉的柴油價格。這種補貼又使得中國的整個出口建設得到了間接的挹注。

然而，價格控制創造出了一種惡性循環，像中石化（Sinopec）這樣的石油巨頭，已成了營利導向的私人企業（譯註：中石化應是國有控股企業）。由於低廉的售價，它們提煉的每一加侖柴油都虧錢。反過來，這意味著其煉油技術上的升級是非常緩慢的，甚至根本沒有升級。更糟的是，為了節省成本，它們會尋找價格最便宜，但含硫量最高、污染最嚴重的原油。

由於政府拒絕提高燃料價格，於是石油巨頭就沒有什麼動力去投資煉油技術與設備。但政府不敢從根本上改變作法，因為他們害怕後續的代價會高到自己無法承擔，這指的不只是經濟上的，也包含了對那些卡車司機生計的衝擊。這些司機往往還有一家老小都仰賴他那一份微薄的薪水，而且他們的卡車都是靠家人節衣縮食省錢買來的。

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呈現出在混雜著半市場以及半計劃或半指令的經濟體裡看起來無法解決的僵局。如果政府繼續補貼柴油燃料，那麼卡車和石油公司就會繼續毒害民眾，但是，如果政府允許柴油價格根據市場情況自由浮動，那麼失業的司機就可能威脅到社會和商業秩序。

在中國政府的眼中，這些卡車司機是特別具有潛在危險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就好像是當代的游牧民族一樣，天生具有流動的本性，因此有能力將任何不利於政府的消息傳播到中國的各個角落。

因此，從環境污染這個尖銳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在面對中國的發展陷阱時是多麼的無能為力。大家都知道高速的經濟增長衍生出嚴重的副作用，但追求持續增長的需求又限制了共產黨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其間，中國政府為解決污染問題所做的努力最足以說明這個困境。為了確保空氣的品質，政府在當時關閉了北京周圍的許多工廠。與此同時，它卻每隔七到十天就在全國各地新建一座新式的燃煤電廠。儘管中國的官員在環境問題上做出了他們的承諾，但一個簡單的事實卻是，中國並沒有足夠的替代性能源來維持它奇蹟般的經濟增長。一旦工廠因能源不足而關閉，就很難再確保社會穩定與經濟的持續增長。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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