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近來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呼聲日益增加，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立法會議員、新民黨及匯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8月6日於《香港經濟日報》撰文表示，要求成立調委會的動機良好，然而現階段並不是合適時機，要待至抗爭活動完全停止，社會進入另一階段後，方可理性地展開調查；葉劉認為，行政長官大可借鑑法國總統馬克龍處理黃背心事件的經驗，落區面對市民，展示化解危機的決心和誠意，才可讓抗爭消停。

不是成立調委會的適合時機

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立法會議員、新民黨及匯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8月6日於《香港經濟日報》撰文指，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Commissions of Inquiry Ordinance‧下稱「條例」）第2條，特區政府可「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委員，……調查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宜」；惟社會宜認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下稱「調委會」）的目的、限制、目的及副作用；葉劉認為，社會認為成立調委會的目的是查明整場反修例風暴的來龍去脈，找出真相，藉以平息爭端，恢復社會安寧，「動機良好，可以理解」。

葉劉引述南非1995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全面調查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這與今天建議成立調委會的動機類似」，值得留意的是，「當時南非是在已取消了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從獄中釋放並成功當選為總統，即是南非已改朝換代，與過去劃了界線後，才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葉劉認為，「這樣社會才能在理性的環境下，較易找到事件的真相，達致和解」；認為而今香港每日都有抗爭的情況，不是成立調委會的適合時機，「只有在各種抗爭活動完全停止，社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後，才能理性地展開調查」。

調委會不足應對反修例風暴

葉劉表示，「雖然香港社會十分信賴法官能公平公正地主持調查工作，根據《條例》成立的調委會，權限十分有限，不足以應對這場龐大而複雜的反修例風暴」；「調委會好像法庭那樣，可以傳召證人作供及提交文件證據」，但「證人也可以不親自出席，而交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條例》第4條及第7條更列明，證人提供的口供及證據，『不會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即是日後不能利用該等證供證據向證人採取法律行動，對檢控工作沒有幫助」。

葉劉分析指，「調委會並非像坊間所想，能像神探般抽絲剝繭，主動查出各種情節，找出證據。我們不要忘記，平日法庭審理案件，是由執法部門先調查證據及事實，再呈交法庭審理，負責追查及抽絲剝繭的其實是執法部門，但是調委會並沒有這方面的權力及資源」；「法庭審理案件，是由執法部門先調查證據及事實，再呈交法庭審理，負責追查及抽絲剝繭的其實是執法部門，但是調委會並沒有這方面的權力及資源」。

葉劉認為，調委會雖然可以傳召證人，傳召個別官員、議員沒有大問題，然而對於「白衫人、黑衫人、戴口罩的人、連登仔或Telegram組員」，更遑論「外國勢力」，認為在調委會的權限下，能夠查出來的「真相」，只是九牛一毛。

恐令香港會步入更嚴重內耗

葉劉引述1966年天星小輪宣布加價5仙而觸發的一場大規模騷動，「如同南非那樣，當時港英政府也是在騷動平息後才進行調查，並且提出了兩份報告，一份是《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另一份是《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撰寫兩份報告的人選「包括有環球經歷、從外地調派來的英籍官員，也包括德高望重的本地官員及社會賢達，這種組合突顯了境外專家（outside view）的客觀性重要性，同時包融了本地角度，加強了調查報告的說服力」。葉劉認為，而今香港撕裂若此，根本難以找出所謂「具普遍公信力、人人信服的人士」。

葉劉表示，即使特區政府決定成立調委會，難保不會「引起其他負面影響，甚至延續紛爭」，而在這場號稱「沒有大台的運動下」，特區政府磋商的對象亦難以界定；調委會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成立的，而修訂《逃犯條例》是由行政長官因應陳同佳台灣殺人案而提出，對於由行政長官成立的調委會，難以擺脫「自己查自己」之嫌，市民難以信服。葉劉認為，「而若把行政長官、行政會議、立法會、官員以至警察等均納入調查範圍的話，屆時只怕香港會步入更深層次的內耗，後果不堪設想」。

借鏡處理黃背心運動的經驗

葉劉認為，與1966年一樣，今次反修例風暴讓積藏已久的各種問題「浮上水面」，「包括社會價值觀、土地房屋短缺、貧富懸殊、教改成效、青年出路等，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回應社會訴求」，「行政長官需明白面對群眾的重要性，不能只靠新聞稿或幾句『扑咪』了事」。葉劉建議借鏡法國總統馬克龍處理黃背心運動的經驗，勇於面對群眾，直接聆聽市民意見，展示決心和誠意化解危機，讓抗爭者消停，讓香港邁向下一個階段，「或許屆時，便是展開調查的適當時機」。